他皓首穷经，潜心研究，致力于档案学理论的开拓与探索，不断推动档案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他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是中国档案学界令人敬仰的一座山。他是吴宝康，我国著名的档案学家、档案教育家，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首任系主任、档案馆首任馆长，新中国档案学和档案学高等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与国家档案局曾三、中央档案馆裴桐被并称为“档案三老”。

　　吴宝康一生爱党爱国，坚持马克思主义。从“革命战士”到“档案工作者”再到“档案教育家”，他始终秉持着坚定信念与奉献精神，用毕生心血为中国档案事业点亮了学术与教育的明灯，为中国档案事业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

　　“档案事业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马克思讲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永久存在下去，联系到我们的档案事业，也是默默无闻的，但将永恒地存在和发展”。吴宝康的话语中带着一名老党员的坚定与赤诚。

　　（1940年， 吴宝康革命期间以”孙心烈”为笔名发表的文章之一《开展东路文化工作》（1940年8月《江南》半月刊第二卷））

　　20世纪30年代，受上海新文艺思潮和革命时局的影响，吴宝康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较早接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39年，吴宝康于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新四军，开展党的新闻报刊及调查研究工作。在此期间，吴宝康经常以“孙心烈”为笔名发表宣传革命思想的文章，意在表达自己为党奉献，“心似烈火”。在革命工作中他逐渐意识到了档案对于国家、民族的重要意义，这无形中对其日后从事档案工作产生了影响。

　　1948年至1952年，吴宝康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政策研究室资料室主任、秘书处档案科科长、副处长兼档案室主任等。善于学习思考的他逐渐成为“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档案工作者”。1951年，他发表《区分档案与资料问题的我见》，阐述了档案工作中的收集、整理、保管、利用四个环节及相关关系，在新中国档案工作缺乏科学理论指导的背景下，对档案的基本概念等问题进行了大胆的探索。

　　1952年，中共中央决定委托中国人民大学开办档案专业，经与吴玉章校长商定，在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内开设档案班，培养档案干部。同年10月，吴宝康被调往北京，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并被派往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档案班任主任，兼档案教研室主任。由此，开启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档案教育生涯。

　　“教师是办学的关键，授课是办学的核心。”面对初创时期师资奇缺的难题，吴宝康一方面协助聘用的苏联专家制定教学方案，并率先垂范，与其他教员一同听课学习；另一方面，他从学员中选拔人才开办研究生班，以充实档案师资力量。在他的带领下，新中国第一支档案专业师资队伍迅速建立起来。

　　为推行中国人民大学20世纪50年代倡导的“教学与实际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的教学方针，吴宝康带领教师建立实验室、开设实验课程、撰写教材等，他接收大量革命历史档案，指导学生进行整理实践，还带领学生前往各地档案业务机构实习，促进了档案教学与实践的融合；他学习和借鉴外国尤其是苏联档案教育的研究成果和教学经验，并不断将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编写出第一套中国化档案学专业教材，还挖掘和继承我国档案学研究的历史遗产，重新整理再版民国时期档案学旧著。此外，还与全国几十个档案业务部门建立了资料交换关系，为新中国档案学科创建提供了重要保障。

　　吴宝康不仅在实践上创建了档案教育，而且在理论上论证了档案学科的独立性。1956年，吴宝康参加编制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1956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中，档案学被列为独立学科之一，这为学科发展带来了机遇，但也面临来自多方面的批判甚至否定。面对质疑，吴宝康深谙新兴学科发展的客观规律，认为“必须不怕对科学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同意见的争论有利于档案学的发展”。1957年，他发表《关于档案学问题》一文，为档案学科立身、正名，提出“档案学为客观实践所需要”，强调档案学是一门完全独立的学科，并不依附其他学科而存在，为新中国的档案学研究树立了理论自信。

　　吴宝康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他认为，档案工作实践是检验档案学理论的唯一标准，在档案学研究中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随着20世纪80年代档案学研究的恢复及深入，吴宝康提出“档案学不再是一个单一性学科，而是若干分支学科组成的一个学科群体”，为后续档案学科的发展与完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吴宝康不仅建立了新中国档案学术理论体系，更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档案学理论的内涵和外延。吴宝康在档案学术研究中提出很多前瞻性、创新性观点，引领中国档案学研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和进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他积极倡导档案事业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他认为“档案学也应该研究新情况和新问题”，提出开展“两个一体化”管理，即文书、档案工作一体化，档案、图书、情报工作一体化，积极倡导开发档案信息资源。在档案学研究方法上，他认为应该加强定量研究，并将新老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形成适合档案学研究的全新的、综合的方法体系。吴宝康主张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引入档案学的研究，从而使档案学的研究有所突破，并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矛盾论、实践论”，创造性地提出运用“矛盾系统”的方法来研究和发展档案学理论。1982年，吴宝康撰写的《档案学理论和历史初探》出版，这是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第一本专著，奠定了中国档案界对档案的基本认识。

　　从1979年牵头恢复档案系，到1982年创建档案学硕士点，再到1985年建立档案学院，吴宝康以开拓者的情怀，带领档案专业全体教师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开端，把档案专业教育推向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度。他支持中国各地高等院校开办档案专业教育，推动了中国档案教育的全国布局和发展。

　　2003年，根据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和学科建设需要，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扩展并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立即得到吴宝康支持，他说，只有这样，档案教育才会有更宽广的发展空间。吴宝康一直站在档案学科前沿，用不断创新的档案学术思想推动中国档案学教育和档案学术研究前进，使我国档案学科从小到大、不断成熟。

　　“教书育人百年计，传道授业一代宗，先生桃李满天下，学子常坐春风中。”在吴宝康80寿诞的时候，他的8位硕士研究生赠送的书法作品，正是其师者风范的真实写照。在一届又一届档案学专业毕业生的心目中，吴宝康既是一位令人敬重的档案大家，又是一位诲人不倦的专业教师，深受学生爱戴与敬佩。吴宝康认为导师和研究生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严肃的、亲密的、实事求是的”。他常常鼓励学生：“学生就应该超越老师，不然中国的档案学理论怎么向前发展，中国的档案事业怎么向前发展。”

　　吴宝康治学严谨，求真务实。对于档案学理论研究，他认为绝不可以闭门不出，坐在象牙塔里，玩弄概念游戏，或者故弄玄虚、哗众取宠，结果根本站不住脚，不解决任何问题，当然更不能追求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奢侈品”式的理论，或仅仅追求所谓的“理论思辨的快乐”。吴宝康生活俭朴，书房兼作工作间和客厅，藏书盈室、文稿满案，他一生淡泊名利，几次放弃做官的机会，选择“做学问”。1997年，年近八旬的吴宝康将自己的奖金及稿酬捐献出来，创办“吴宝康档案教育基金”，用于支持学院的教学科研活动。2000年，他又将毕生珍藏捐献给档案学院和学校档案馆，并寄语青年学子“要多看书、多思考，为档案学多做贡献”。

　　吴宝康对新中国现代档案学建设和档案学专业高等教育的热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也未停止。逝世前，罹患重病的他委托女儿代表他向中央组织部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自中央组织部调我来京，至今已整整五十年。半个世纪来，我铭记党交给我的任务：创办新中国的档案高等教育事业，几十年呕心沥血，排除万难，终于为档案高等教育和国家档案事业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作为一个老干部，我想，我现在可以向中央汇报工作了。”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吴宝康的一生，是与新中国档案学教育事业同呼吸、共命运的一生，他如同一座高山，永远指引和激励着师生们前进。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馆员马婵，原文刊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4年第6期“经师人师”专栏，有修改）

　　在全球治理变革中高举法治火炬，在时代发展浪潮中高扬正义旗帜。10月34日，第四届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法治大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来自全球五大洲37个国家和地区的百余所世界知名法学院校长、国际组织负责人及专家学者等近200位境外嘉宾，600余位中国内地法学院校长、法律实务界专家齐聚一堂，共促全球法学教育领域交流合作，共建全球法学界高层次对话平台，共塑人工智能与法治融合发展重要共识。王洪祥代表中国法学会对大会召开表示祝贺。过去数十年间，协会一直与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许多专家学者同行，未来将继续携手并进，共同加强全球法治建设。

　　七十五载栉风沐雨，七十五载春华秋实，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科深扎中国管理实践沃土，繁茂世界管理智慧之枝干。10月2日至3日，中国人民大学举办工商管理学科发展大会暨商学院75周年院庆系列活动，聚焦传承与创新：最懂中国管理 贡献全球智慧，总结回顾学校工商管理学科发展历程，推动构建中国管理学派。10月2日，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第五届国际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暨委员聘任仪式举行。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科发展大会暨商学院75周年院庆大会举行。